新冠疫情下的防疫比较：此刻的上海与台湾
上海受到新冠变异病毒影响，目前确诊已超过8万例。4月7日一整天，上海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824例，无症状感染者20,398例。
许多上海市民上一次因为新冠疫情不能出门，还是在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之时。而后有基本两年的时间，不管是上海，还是同为一线城市的深圳、北京，就算有两三千万的庞大人口，都没有受到太多新冠疫情的冲击。
当下的上海，是新冠爆发以来最严峻的时刻。中国大陆自武汉之后，少有这样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一时之间就算动用外省资源、广建方舱，也产生了就医难、部分地区物资配送出现问题的情况。
而近日台湾新冠确诊病例数也正在上升，4月6日一整天新增本土确诊个案380例，若加上境外确诊总计超过500例，且台湾相关单位也表示“后续会继续上升”。台湾每日的检测数量有限、筛查能力不高，所以可以预料就算疫情确诊病例上升，在检测力有限的情况下也测不出太高的数字。
上海与台湾，在相似时期面对了变异病毒的考验，且两岸民情有一定类似，都存在“需要政府负责”的“兜底”思维。上海更是台湾人常来常往、非常熟悉的大陆城市。此次两岸面对变异病毒的态度，无疑会被双方人民互为比较。
台湾的“类共存”
目前台湾防疫官员讲了几个重点，其一是台湾这波疫情才刚开始，还没有到达高峰；其二是安养机构的老人要格外注意，年长者要加速施打第三针疫苗；其三是台湾现在处于大陆这样的“清零”、还有欧美的“共存”之间，所以才会说台湾是“类共存”这一词。
“类共存”，反映出此刻台湾的挑战。台湾放松防疫的话，疫情若大爆发，医疗承载能力是一问题；但就台湾现实环境而言，也不可能如同大陆这样严格地清零，只能摸索出自己的方法。
台湾民间现在对于变异病毒其实已经“去恐惧化”，像部分大陆民意那样坚定认为“新冠后遗症会影响脑部”等的现象并不普遍。这可以从此次台湾疫情从一百多、到两百多、再到三百五百，民众网上反应淡定的情况可以看到。
纵然，整体台湾社会有一定民意是倾向“迟早开放，迟早得与国际接轨”。但现阶段台湾疫情尚未有人死亡，从2021年台湾疫情爆发、死亡人数开始飞速增加时的民意来看，若疫情传播链未有控制，后续有如同韩国那样面对一天数百人死亡，社会是否能接受？台湾政府提出“类共存”，其实就是这种民间尴尬心态的反射。
归根结底，台湾当前有民意把“共存”想得简单。但欧美的“病毒共存之路”，同样不平稳。以美国为例，要“共存”的基本条件，就是从居家检测的检测试剂、到治疗药物等，都要方便民众随时可以取得，台湾现阶段检测试剂还有治疗药物是否能供应得上？
台湾政府当前提出如“类共存”、“新台湾模式”等，但民众对防疫模式到底为何、到底后续确诊人数增加时该怎么做，还是一头雾水。这些基本的基础需求，还是需要尽快告知民众。
上海的“法治漏洞”惹议
上海疫情爆发至今，还要不要坚持清零成为一个辩论点。大陆互联网现在之“清零”或是“与病毒共存”，非常两极对立、谁也无法说服谁。
这种两极的现象，其成因其实不是防疫模式之争，而是防疫延伸的各种问题。比如上海政府口中之物资保证没有办法全面落实，部分地区出现“不让出、也没有配送菜”的空白地带，于是许多民众只能发社交媒体求助。
并且，政府现行防疫规范中，根本未说要处理确诊者的宠物，而民间防疫人员明明没有任何公权力，更无任何政府文件，却杀死确诊者的宠物。而政府明确说要让需要的民众就医，但有的社区居委会或保安不让出，公然违背政府防疫政策。这种民间人士仗着一点“防疫权力”而胡作非为的情况，屡次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