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香港外佣荒未见曙光　“身价倍增”背后外佣其实有苦难言？

     香港疫情久未止息，政府一再宣布收紧入境措施，在一系列熔断禁飞令下，海外佣工来港频频受阻，酿成外佣供求严重失衡。为解燃眉之急，不少僱主不惜出高价聘请本地完约外佣，一群“工人姐姐”立马身价倍增。

     有中介公司更乘机从中取利，教唆佣工提早终止僱佣合约更换僱主，令一众僱主苦不堪言。自入境处严厉打击后，“跳工”行为稍为缓和，但对部分外佣来说，这却令她们有苦难言。

     郑女士去年10月聘请新外佣，月薪为法例规定最低工资的港币4,630元，主要负责清洁、带其四岁孙子上学和到公园玩耍。郑女士一家七口，惟家中只有三间房，无法为外佣安排独立房间，于是安排她睡在其中一间房的双层床。郑女士指，外佣为人一向寡言，甚少跟自己有衝突。岂料，新外佣工作刚刚三个月，一天突然带同中介公司职员上门谈判，要求即时离职。“她（外佣）没有通知我的，说走就走。”双方还未有达成共识，中介公司已经著外佣收拾个人物品离开，郑女士形容当时情况“很猖狂”。带走外佣的中介公司更表示，新僱主愿以港币9,800元月薪聘请该名外佣，“我真的没本事支付，她要走也没办法”。

     更令郑女士气愤的是，外佣在谈判期间声称要照顾患癌病人，与原本只需照顾小朋友的协议有出入。郑女士解释，自己之前患有癌症，但经过治疗后，身体已无大碍，根本不用外佣照顾。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郑女士直批不合逻辑，但双方各执一词，无奈之下，郑女士只好报警。根据《标准僱佣合约》规定，僱主和外佣均有权终止合约，但要发出不少于一个月的书面通知，或向另一方支付一个月工资。郑女士称，外佣没有提早作出离职通知，按规定理应向僱主补回一个月工资作偿，不料外佣非但没有补钱，离职后更多番向她追讨1月份工资、假期补钱及机票费用，她对此坚拒。意想不到的是，郑女士后来接到劳工处电话，处方指外佣她违反僱佣条例，对方更坚称曾提早通知她终止合约的意愿。事件目前由劳工处跟进中，或要展开司法诉讼。郑女士推断，是中介公司利诱外佣跳槽，并教唆她到劳工处说谎诬告。经历连番闹剧，郑女士无奈表示短期内也不敢再聘请外佣，担心外佣会再被抢走：“连同中介费和保险费，共花了一万多元请她回来，做几个月又辞职，难道我是替人培训工人的吗？”

     本港外佣主要来自菲律宾和印尼，因全球疫情严峻，港府一再延长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安排，这两个国家亦受影响。加上本港的检疫酒店长期供不应求，导致大批海外佣工无法来港，僱主聘请海外佣工的成本因而大增。根据外佣僱主关注组召集人徐晓彤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聘请海外菲律宾女佣的成本，计上中介费、检测及隔离酒店费用，增至26,000至30,000元不等，相比疫情前约12,000至15,000元的聘用成本，现时无疑令僱主的负担加重。因此，徐晓彤指大多僱主宁愿以高薪聘请本地完约外佣，也不敢向海外佣工招手。这不但能减省隔离和检测等巨额费用，更可避免外佣因染疫或航班取消而无法如期上班的风险。

     僱主争相聘用在港外佣，导致本地外佣短缺问题越见严重。有见市场需求急增，入境处因而对完约外佣行使酌情权，批准外佣在合约届满或提早终止后，续以访客身份申请延长不超过一个月的逗留期限，允许她们趁这段时间寻找新僱主。徐晓彤指本属善意的举动，孰料助长了外佣频繁“跳工”的行为。香港人力资源仲介协会主席、得成僱佣中心董事总经理廖翠兰指，有中介公司的确会教唆外佣乘机解除合约，另觅新僱主，“有很多中介公司教外佣如何诬衊僱主，例如说僱主打她。”廖翠兰指，有中介公司会力劝即将约满的外佣，不要跟原僱主续约，并以4,000元奖金利诱外佣另觅新僱主。这样一来，中介公司就等同做两单生意：“帮助外佣找新僱主可以获利，帮助旧僱主寻找新外佣又可以获利”。

外佣频跳工　入境处打击应对

     根据入境处数据显示，于2020年一共接获29,811宗外佣在合约届满或提早终止后，续以访客身份延长在港逗留期限的申请，其中佔九成半以上的申请获批。然而，自入境处于该年底取消延长外佣在港逗留期限的安排后，申请数字随即大减65%，外佣提前解约问题有见改善。2021年，入境处共接获10,590宗申请，其中只有约一半申请被获批。外佣提前解约的个案大幅减少，但入境处对每个申请的审核力度却较以往严谨。入境处回覆查询时指，在处方取消延长逗留期限安排前，于2019至2020年间，外佣涉嫌“跳工”被调查的个案分别有1,709宗及1,776宗；当中签证申请被拒的只有267宗及319宗。到2021年，延长逗留期限安排被取消，处方加大打击“跳工”力度后，该年度外佣涉嫌“跳工”被调查的个案大幅增加至5,844宗，签证申请被拒的数目也大幅上升至2,833宗。

     顾此失彼，在入境处的严厉打击下，有外佣担心提早解约，会使自己不获批新的工作签证，因此即使工作上遭遇不公，也只能哑忍。来港工作4年多的菲佣Angeline，今年1月初被入境处指控“跳工”而拒发签证。Angeline的前僱主不但让她睡在洗衣房的地下，更长期没提供足够食物，导致她的体重于三个月内大跌13公斤。面对僱主各种剥削，Angeline做满三个月后，于去年11月选择和僱主提早解约，及后亦成功觅得新僱主。岂料，当她向入境处申请新的工作签证时竟遭拒绝。即使Angeline三度向入境处上诉，并提供睡在洗衣房地下的影片，作为被僱主剥削的证据，还是不被接纳，须于签证到期日（2月17日）或之前离港。正当Angeline打算回乡之际，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却呈阳性结果，Angeline必须按规定居家隔离，但由于她已无法回到前僱主家中，最终只能露宿公园。        

入境处矫枉过正　杀错良民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干事Jec表示，包括Angeline在内，被入境处指控“跳工”而拒发签证的外佣，今年首2个月就已接获5宗求助个案。她指，入境处打击外佣“跳工”的政策，对外佣一方而言，本身就存在不公。在此制度下，外佣即使遭到不合理对待，也难以提早终止合约，否则会被视为“跳工”，有可能被入境处拒批工作签证。Jec更指出，政府对“跳工”的定义欠透明，令她们无所适从：“Angeline服务第一任僱主长达4年之久。若说一年内提早解约两至三次是跳工，那么终止一次理应是可以接受，但处方依然拒批”；加上入境处一般在处理个案时，不会询问外佣提早终止合约的因由：“若他们指控你在‘跳工’，那么你在香港的工作就结束了，你必须回到你的国家。”她亦解释，外佣提早终止合约大多基于三个原因，包括被僱主虐待、生活条件恶劣，以及没有足够食物：“这些都是大多数家庭佣工无法继续履行合约的原因。”“若他们指控你在‘跳工’，那么你在香港的工作就结束了，你必须回到你的国家。”

     联合家庭佣工工会主席Raith亦表示，自去年5月至今年1月，工会一共收到11宗有关外佣被入境处指控“跳工”，被勒令返回原居地的个案。她指出这些个案中，有些是被僱主单方面终止合约，却得不到明确合理的原因，但后来找到新僱主后，欲申请新的工作签证时却遭入境处拒绝。Raith认为，机制对外佣并不公平，她们处于被动角色，没有知情和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单方面被扼杀在港的工作空间。她建议外佣作两手准备保障自己，若受到僱主无理对待，便用纸笔记下并留下证据，以便日后申请签证时附上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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