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服装，即墨人真是天赋异禀……

《大染坊》、《大宅门》等“大”字号影视作品流行时候，我也曾雄心勃勃想写个《大市场》什么的，吹吹咱们历经四次搬迁而发展壮大为“全国单体最大”、“江北第一”的即墨服装批发市场。有次酒后狂言聊起这事儿，“墨城四大公子”之一的李公子知良兄道：老弟要是想写服装市场，放眼即墨城最应该跟我请教请教。所谓风起青萍之末，浪翻微波之始。江河滔滔，莫不发端涓涓细流。即墨服装行业兴起的源头，得从南关周家的一件衬衣说起……

知良兄也是墨城望族后裔，久历商海，早已家财万贯。而尤为难得者，不为物碍，不为财溺。交际遍朝野，传盛可忘年。为人豪情而真诚，有古君子之风。所以很信他，遂依据其提供线索收集资料……

果然，果然是周家！即墨周家自明万历间国子监祭酒周如砥以降，周家人不但文章写得好，后来搞服装做生意，居然同样天赋异禀，把事业做到极致！

即墨周家对服装生意的这种异禀天赋，大约可追溯到二百多年以前……

话说，清嘉庆十二年（1807），即墨城东中障村有个叫周希立的周氏后人。清中叶之后，即墨周氏已远不如明代时候显赫，随家口繁衍，多数还是普通人家。这个周希立有地七分，草房四间，其余的，大概就是单身男人们脱单之后才好意思吹嘘的“三十年积蓄”，固有资产应当说相当不太厚实。

不过或许祖上留下的口碑好，或是周希立小伙儿长得怪不离儿。就在这一年，周小伙儿娶了一个好媳妇儿。媳妇儿姓董，应该是南关董家的闺女。周门董氏小媳妇儿敬老爱幼，温顺贤惠，心灵手巧。过门儿后不生分、不嫌弃，不但纺线织布勤快，而且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里里外外持家有方，把个原本只有“三十年积蓄”的穷苦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蒸蒸日上，可叫她稀罕煞人了！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意思是女子嫁得好与否对女子一生至为重要。实际上男人又何尝不是！男人千万别说自己有多牛逼多能干，哪怕你有“不厚公”那么大的本事，你摊上个开来媳妇儿试试！

另外还留意了下。不得不说，明清以降，即墨董家这家子主儿也很有特点。咱们即墨最有名最大众的地方名吃“蝈蝈笼水煎包”，就是从南关董文卿接手胡家生意，才开始做大并普及的。对做买卖挣钱生计持家，董家似乎历代都很有门道，也许是门里面就出。

扯远了，回来。老百姓都知道日子不是过出来的，是挣出来的。可怎么挣？这就看个人的门道了。而过日子修身齐家的门道，可能又是若干因素所决定的。

说句不够革命的话，最关键的，我想还是门风家风的一种延续。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公道讲普通百姓不该羡慕人家“官二代”继续当官儿。只要有心从政不胡搞，从小耳濡目染的“官二代”比白衣子弟有作为应该是大概率。墨城蓝公子为什么不会卖服装只能给当老板的太太打下手儿？因为蓝家祖传会写诗作文章啊……

而周家的董氏小媳妇儿似乎完全继承了董家持家做生意的基因，天生有商业头脑。

别家媳妇儿纺线织布，一般只会送到布店去变卖，让卖布的剥层皮去，自己挣个手工费，然后拿着这手工费去换取居家过日子的柴米油盐。而董小媳妇儿不这样，不但不让布店剥皮分利，还把织出来的布做成布袜子之类，拿到即墨沙滩大集上出售增值。

前文说过，因为周家小媳妇儿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针线，布袜子的做工就讲究而精细，产品自然供不应求。如此，董小媳妇儿挣的钱就比普通纺织家庭妇女多好几倍。

一般来说，家庭副业做到这程度，家里的男人——周希立肯定开始参与了。起码赶沙滩大集不可能让媳妇儿去，于是便产生企业分工，董小媳妇儿负责纺织并裁出制袜半成品，分发给街坊邻居那些没事儿干的大嫚儿小媳妇儿并指导她们加工，周希立专门跑供销，负责购买布匹、销售产品及催收货款之类。二百多年前，周家就开始了这种以“分料加工”免费技术指导，甚至提供技术回收产品方式，建起了家族制袜厂。并且为保护知识产权，袜子底部一律绣上“老周家”字样。即墨城“老周家”袜子很快做大做强，产品远销东北三省。

有了资本积累，周希立夫妇自然不会只做袜子，便雇佣一个买卖好手、职业经理人潍县黄相浩作掌柜，在即墨城里创立“祥兴”商号，批发、定制布袜之外，兼营各地土产。如此，周希立夫妇不但有自己的产品加工企业，又有专门的商贸机构，买卖很快就做大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墨服装批发市场兴起，那些买卖做得好后来做大做强的，大多是这种“加工企业+店铺直销”模式。尽管现在服装行业也开始进入“数据平台”定制或交易模式，实际上和二百年前即墨商贸没太大区别。

到了清道光二年（1822），周希立夫妇又创立了“宜兴”钱庄、“玉兴”酒馆、“春兴”估衣铺三家商号。到此时，中障村周家在即墨城里关外应该说是数得上号的大买卖家了。

——特意查了一下，中障村周，是即墨周氏章嘉埠支系周如纶分支。周如纶是章嘉埠周周民长子、国子监祭酒周如砥堂弟，明万历丙戌科进士。做过湖北襄阳县、工部都水司主事、山西代州同知。世人以其主事都水司履历，称“周工部”。今段泊岚镇西章嘉埠村西，犹存“明国子监祭酒、工部兄弟故里碑”。周如纶之父周民当年为抚养子侄毅然诀别仕途布衣终身的功德，二百五十年有又有余荫。

清咸丰十一年（1861），周希立关闭了“祥兴”、“宜兴”、“玉兴”三家生意，家族开始专营服装。

当时的估衣铺，货源主要来自当铺。那时候没有现在所谓时装店，普通老百姓需要钱了当物当衣服，有钱人家不穿的衣服不舍送人，一般也送当铺。当期一过，衣物成死当，当铺便把衣服变卖给估衣铺回笼资金。清道光十七年（1837），是即墨历史上罕见的灾年，大面积春旱导致即墨大地粮食颗粒无收，大量百姓纷纷逃荒逃亡。如此，即墨城乡各地当铺便有大量死当衣服出号。为大量进货囤货，“春兴”号仅付给主要合作商号“共来”当的赎金，就有四百七十多万吊！

《即墨商业志》载清时一吊五百文。按大众说法儿就算一吊一千文，清末一吊铜钱购买力约今之二百人民币。四百七十万吊，差不多上亿了。“春兴”号估衣铺从五百吊资本起家，十五年时间就发展到如此规模，不能不说是即墨服装行业的一个奇迹。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兴”号由周希立的次子周焗文接手经营。再后来，“春兴”分为“三益堂”、“三省堂”两股，分别有周焗文两个儿子接手，继续扩大经营。

此时，中障村周家后人已非贫家子弟，眼界格局自然更加超乎前人。到清末民初，“春兴”号产业升级，由专营成品估衣改为主营衣料及日用百货、寿衣，总之只要是往身上穿的，都卖。

民国七年（1918），风气渐开，东、西式婚衣竞相流行，“春兴”又增加婚衣定制。民国十一年（1922），即墨各地公办学堂学生制服开始,有学校统一定制，“春兴”当机立断，购进新式缝纫机械重金从章丘雇来专业裁缝，为学校制作校服。“春兴”号生意从此又跨上一个新的高度。中山装、民团服、保安装……以前的庄户裁缝，谁能干得了？只有“春兴”才能接下这样的大单！即墨“春兴”现代化服装公司（春兴绸缎衣庄），发老财了！

技术就是生产力，这事儿什么时候也不能不服。不信你问问，没有经过现代裁剪培训的裁缝，谁会裁缝个西裤？就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即墨城乡之间穿折腰大棉裤的比比皆是。西裤不就在前面开道缝，那么麻烦？对，它就是那么麻烦，乡间裁缝没人教，就不会！

另外，格局和眼界决定企业的未来，这事儿你也不敢不服。

按说，技术有设备有人才有，并且还有严格的公司纪律，健全的规章制度，买卖好得不要不要滴，老板躺着数钱就行了，还怎么发展？

不行，还要发展。周家人的开拓精神此时更加十倍、甚至百倍地扩大了“春兴”的生产力。

原“春兴”号店规：

开门鞭放过之后，无论昼夜及家居远近，店员一律不得离柜。

柜上常备水烟或制式烟卷，顾客进门，笑脸相迎，殷勤让座，并奉上水烟或烟卷，双手递茶。

无论买卖成交与否，顾客离去，须为开门并退后两步，方可转身。

傍晚关门，货款两清。

空闲之时，操盘（算盘）写字。

寝食不语，不涉淫秽（不准看小黄书）。

常备干净被褥百套，以供远途顾客留宿。晚间睡前，伙计必到床前嘘寒问暖……

——“春兴”把服装买卖做到比“大保健”服务业还体贴入微，其行业竞争力恐怕连最苛刻的竞争对手都服气。

也正是因为绝对的竞争力，民国三年（1914），“春兴”服装公司陆续在各地开设分公司。到民国十五年（1926），即墨境内蓝村、刘家庄、瓦戈庄、店集、王村、鳌山卫、李村、城阳、马戈庄、王哥庄等一些大市镇，都设立了“春兴”店铺。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春兴”绸缎衣庄分店恐怕早就遍及即墨城乡了。（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县城商贸辐射力有限）。

这时候，“春兴”绸缎衣庄老板叫周松斋。周松斋在当时的生意格局，就已经超越了即墨格局地域意识。并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企业要发展，商家要进步，必须不断创新。而要创新，首先要走出去，要参观考察，要善于学习先进企业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

——哪怕一百年后的今天，试问肯拿出钱让企业员工出去开阔眼界参观学习的私营企业老板，又有几个？

但在一百多年之前，即墨周氏“春兴”服装公司就开始做了。公司派出副经理孙澎堂、领班大伙计周博泉等一行数人，遍游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苏州、镇江、张家口等全国知名商埠，到各商埠行业商号参观学习拜码头，请客吃饭交朋友。同时，也把人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及经营理念带回到了即墨。

通过学习吸收，即墨周氏“春兴”服装公司一下子把即墨乃至周边海阳、莱阳、烟台、青岛等地同行业商号甩开了十八条街……

参观学习了，就要创新改造，就要抓落实。“春兴”绸缎衣庄首先重新装潢门面，改换设施，在即墨第一家安装了玻璃柜台。店铺里里外外，焕然一新。此时即墨人进城，从分水岭往上走，老远就能望见西阁里路北四间临街门市。及近，但见门市上方，招牌首先“高大上”。清末民初所谓“无腔不学谭、无匾不书垿”，“春兴绸缎衣庄”六个黑底金色大字，正是出自大书法家莱阳王翰林王垿手笔。所谓“颜体厚重、欧之法度、虞之风韵、柳之筋骨”，雄浑劲健，一见夺目。

——又想起件事儿。孙过庭《书谱》曰：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明白说题匾刻石，最好老老实实写楷书。现在的大书法家们，为什么非要“山东情妇馆”、“心在情妇那”？

店铺门头就像人的脸面，冷热由性情，但至少绝对不装，端庄大方为好。

走进“春兴”店铺，正房内两个柱子上对联，来头同样不小，字、联均出自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清末潍县状元王寿彭。其联曰：

春罗秋纱，妆成锦绣山河，名扬中外

兴华企业，发展文明社会，足备东西

口气、内容恰当，并且不老套，很有时代感，不愧状元手笔。

面子足了，当然还要充实里子。因为在全国各大商埠都发展现了关系，“春兴”迅速扩大经营范围，开始从全国各地进货。无论是南方苏杭的丝绸刺绣、镇江上海的时髦洋装、北京天津的戏剧行头、乃至各种舶来品洋货、毛绒、布匹等等，应有尽有，批发零售，薄利多销。虽然零售布料利润只有百分之三，批发一匹布才挣五分钱，可架不住货物品种全，走量啊！因此仅民国十七年（1928）一年，“春兴”盈利就达两万多银元，并保有接近十万银元的库存。不但一跃成为墨城服装行业第一号，就是在青岛、烟台，“春兴”周老板也是响当当的服装界“大鳄”。

和其他行业一些老字号一样，战乱永远是个很难迈的坎儿。先是1936年，即墨县在马神庙搞第三届“联庄会”壮丁训练班。要抗日救国，搞壮丁培训都要花钱，可国民政府哪有钱？于是服装费啊、会务费啊、赞助费啊……即墨县国民政府这一把就在“春兴”赊账一万〇三百银元。

既然可以赊，总不能只赊账给国民政府吧？于是日本鬼子来了，日本宪兵啊，皇协军啊，翻译官啊，以及各路游击队的隋永谞啊，纪淑和啊，韩炳宸啊，黄爱君等等，纷纷三天两头上门赊账。

买卖没有这么做的。可不这么做，肯定更没法儿做。

本来呢，“春兴”有个办法可避免被赊账，就是总经理孙澎堂听号令，到日伪政府兼任财政科长（相当于今财政局长）。当汉奸出任伪职固然可以救店，但从此也会活得提心吊胆。孙澎堂不想舍己救店，就称病辞职，并提拔周博泉来维持“春兴”。而“春兴”改名“聚兴”惨淡经营到抗战结束改回原名，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

到1956年公私合营，“春兴”这个经营历史达一百三十多年的百年老店，全部资本只折合一万一千人民币了……

三逸狂客，山东即墨人。作家。出版有《坐堂追饷》、《铁血顺风号》、《烟火孤城》、《我的野蛮同桌》。

目前代表作：《双车错》、《洪门令》、《瞒天过海》、《坐上火车走江湖》。

微信号：18866628259  公众号：姜泽华

《大染坊》、《大宅门》等“大”字号影视作品流行时候，我也曾雄心勃勃想写个《大市场》什么的，吹吹咱们历经四次搬迁而发展壮大为“全国单体最大”、“江北第一”的即墨服装批发市场。有次酒后狂言聊起这事儿，“墨城四大公子”之一的李公子知良兄道：老弟要是想写服装市场，放眼即墨城最应该跟我请教请教。所谓风起青萍之末，浪翻微波之始。江河滔滔，莫不发端涓涓细流。即墨服装行业兴起的源头，得从南关周家的一件衬衣说起……

知良兄也是墨城望族后裔，久历商海，早已家财万贯。而尤为难得者，不为物碍，不为财溺。交际遍朝野，传盛可忘年。为人豪情而真诚，有古君子之风。所以很信他，遂依据其提供线索收集资料……

果然，果然是周家！即墨周家自明万历间国子监祭酒周如砥以降，周家人不但文章写得好，后来搞服装做生意，居然同样天赋异禀，把事业做到极致！

即墨周家对服装生意的这种异禀天赋，大约可追溯到二百多年以前……

话说，清嘉庆十二年（1807），即墨城东中障村有个叫周希立的周氏后人。清中叶之后，即墨周氏已远不如明代时候显赫，随家口繁衍，多数还是普通人家。这个周希立有地七分，草房四间，其余的，大概就是单身男人们脱单之后才好意思吹嘘的“三十年积蓄”，固有资产应当说相当不太厚实。

不过或许祖上留下的口碑好，或是周希立小伙儿长得怪不离儿。就在这一年，周小伙儿娶了一个好媳妇儿。媳妇儿姓董，应该是南关董家的闺女。周门董氏小媳妇儿敬老爱幼，温顺贤惠，心灵手巧。过门儿后不生分、不嫌弃，不但纺线织布勤快，而且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里里外外持家有方，把个原本只有“三十年积蓄”的穷苦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蒸蒸日上，可叫她稀罕煞人了！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意思是女子嫁得好与否对女子一生至为重要。实际上男人又何尝不是！男人千万别说自己有多牛逼多能干，哪怕你有“不厚公”那么大的本事，你摊上个开来媳妇儿试试！

另外还留意了下。不得不说，明清以降，即墨董家这家子主儿也很有特点。咱们即墨最有名最大众的地方名吃“蝈蝈笼水煎包”，就是从南关董文卿接手胡家生意，才开始做大并普及的。对做买卖挣钱生计持家，董家似乎历代都很有门道，也许是门里面就出。

扯远了，回来。老百姓都知道日子不是过出来的，是挣出来的。可怎么挣？这就看个人的门道了。而过日子修身齐家的门道，可能又是若干因素所决定的。

说句不够革命的话，最关键的，我想还是门风家风的一种延续。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公道讲普通百姓不该羡慕人家“官二代”继续当官儿。只要有心从政不胡搞，从小耳濡目染的“官二代”比白衣子弟有作为应该是大概率。墨城蓝公子为什么不会卖服装只能给当老板的太太打下手儿？因为蓝家祖传会写诗作文章啊……

而周家的董氏小媳妇儿似乎完全继承了董家持家做生意的基因，天生有商业头脑。

别家媳妇儿纺线织布，一般只会送到布店去变卖，让卖布的剥层皮去，自己挣个手工费，然后拿着这手工费去换取居家过日子的柴米油盐。而董小媳妇儿不这样，不但不让布店剥皮分利，还把织出来的布做成布袜子之类，拿到即墨沙滩大集上出售增值。

前文说过，因为周家小媳妇儿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针线，布袜子的做工就讲究而精细，产品自然供不应求。如此，董小媳妇儿挣的钱就比普通纺织家庭妇女多好几倍。

一般来说，家庭副业做到这程度，家里的男人——周希立肯定开始参与了。起码赶沙滩大集不可能让媳妇儿去，于是便产生企业分工，董小媳妇儿负责纺织并裁出制袜半成品，分发给街坊邻居那些没事儿干的大嫚儿小媳妇儿并指导她们加工，周希立专门跑供销，负责购买布匹、销售产品及催收货款之类。二百多年前，周家就开始了这种以“分料加工”免费技术指导，甚至提供技术回收产品方式，建起了家族制袜厂。并且为保护知识产权，袜子底部一律绣上“老周家”字样。即墨城“老周家”袜子很快做大做强，产品远销东北三省。

有了资本积累，周希立夫妇自然不会只做袜子，便雇佣一个买卖好手、职业经理人潍县黄相浩作掌柜，在即墨城里创立“祥兴”商号，批发、定制布袜之外，兼营各地土产。如此，周希立夫妇不但有自己的产品加工企业，又有专门的商贸机构，买卖很快就做大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墨服装批发市场兴起，那些买卖做得好后来做大做强的，大多是这种“加工企业+店铺直销”模式。尽管现在服装行业也开始进入“数据平台”定制或交易模式，实际上和二百年前即墨商贸没太大区别。

到了清道光二年（1822），周希立夫妇又创立了“宜兴”钱庄、“玉兴”酒馆、“春兴”估衣铺三家商号。到此时，中障村周家在即墨城里关外应该说是数得上号的大买卖家了。

——特意查了一下，中障村周，是即墨周氏章嘉埠支系周如纶分支。周如纶是章嘉埠周周民长子、国子监祭酒周如砥堂弟，明万历丙戌科进士。做过湖北襄阳县、工部都水司主事、山西代州同知。世人以其主事都水司履历，称“周工部”。今段泊岚镇西章嘉埠村西，犹存“明国子监祭酒、工部兄弟故里碑”。周如纶之父周民当年为抚养子侄毅然诀别仕途布衣终身的功德，二百五十年有又有余荫。

清咸丰十一年（1861），周希立关闭了“祥兴”、“宜兴”、“玉兴”三家生意，家族开始专营服装。

当时的估衣铺，货源主要来自当铺。那时候没有现在所谓时装店，普通老百姓需要钱了当物当衣服，有钱人家不穿的衣服不舍送人，一般也送当铺。当期一过，衣物成死当，当铺便把衣服变卖给估衣铺回笼资金。清道光十七年（1837），是即墨历史上罕见的灾年，大面积春旱导致即墨大地粮食颗粒无收，大量百姓纷纷逃荒逃亡。如此，即墨城乡各地当铺便有大量死当衣服出号。为大量进货囤货，“春兴”号仅付给主要合作商号“共来”当的赎金，就有四百七十多万吊！

《即墨商业志》载清时一吊五百文。按大众说法儿就算一吊一千文，清末一吊铜钱购买力约今之二百人民币。四百七十万吊，差不多上亿了。“春兴”号估衣铺从五百吊资本起家，十五年时间就发展到如此规模，不能不说是即墨服装行业的一个奇迹。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兴”号由周希立的次子周焗文接手经营。再后来，“春兴”分为“三益堂”、“三省堂”两股，分别有周焗文两个儿子接手，继续扩大经营。

此时，中障村周家后人已非贫家子弟，眼界格局自然更加超乎前人。到清末民初，“春兴”号产业升级，由专营成品估衣改为主营衣料及日用百货、寿衣，总之只要是往身上穿的，都卖。

民国七年（1918），风气渐开，东、西式婚衣竞相流行，“春兴”又增加婚衣定制。民国十一年（1922），即墨各地公办学堂学生制服开始,有学校统一定制，“春兴”当机立断，购进新式缝纫机械重金从章丘雇来专业裁缝，为学校制作校服。“春兴”号生意从此又跨上一个新的高度。中山装、民团服、保安装……以前的庄户裁缝，谁能干得了？只有“春兴”才能接下这样的大单！即墨“春兴”现代化服装公司（春兴绸缎衣庄），发老财了！

技术就是生产力，这事儿什么时候也不能不服。不信你问问，没有经过现代裁剪培训的裁缝，谁会裁缝个西裤？就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即墨城乡之间穿折腰大棉裤的比比皆是。西裤不就在前面开道缝，那么麻烦？对，它就是那么麻烦，乡间裁缝没人教，就不会！

另外，格局和眼界决定企业的未来，这事儿你也不敢不服。

按说，技术有设备有人才有，并且还有严格的公司纪律，健全的规章制度，买卖好得不要不要滴，老板躺着数钱就行了，还怎么发展？

不行，还要发展。周家人的开拓精神此时更加十倍、甚至百倍地扩大了“春兴”的生产力。

原“春兴”号店规：

开门鞭放过之后，无论昼夜及家居远近，店员一律不得离柜。

柜上常备水烟或制式烟卷，顾客进门，笑脸相迎，殷勤让座，并奉上水烟或烟卷，双手递茶。

无论买卖成交与否，顾客离去，须为开门并退后两步，方可转身。

傍晚关门，货款两清。

空闲之时，操盘（算盘）写字。

寝食不语，不涉淫秽（不准看小黄书）。

常备干净被褥百套，以供远途顾客留宿。晚间睡前，伙计必到床前嘘寒问暖……

——“春兴”把服装买卖做到比“大保健”服务业还体贴入微，其行业竞争力恐怕连最苛刻的竞争对手都服气。

也正是因为绝对的竞争力，民国三年（1914），“春兴”服装公司陆续在各地开设分公司。到民国十五年（1926），即墨境内蓝村、刘家庄、瓦戈庄、店集、王村、鳌山卫、李村、城阳、马戈庄、王哥庄等一些大市镇，都设立了“春兴”店铺。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春兴”绸缎衣庄分店恐怕早就遍及即墨城乡了。（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县城商贸辐射力有限）。

这时候，“春兴”绸缎衣庄老板叫周松斋。周松斋在当时的生意格局，就已经超越了即墨格局地域意识。并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企业要发展，商家要进步，必须不断创新。而要创新，首先要走出去，要参观考察，要善于学习先进企业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

——哪怕一百年后的今天，试问肯拿出钱让企业员工出去开阔眼界参观学习的私营企业老板，又有几个？

但在一百多年之前，即墨周氏“春兴”服装公司就开始做了。公司派出副经理孙澎堂、领班大伙计周博泉等一行数人，遍游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苏州、镇江、张家口等全国知名商埠，到各商埠行业商号参观学习拜码头，请客吃饭交朋友。同时，也把人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及经营理念带回到了即墨。

通过学习吸收，即墨周氏“春兴”服装公司一下子把即墨乃至周边海阳、莱阳、烟台、青岛等地同行业商号甩开了十八条街……

参观学习了，就要创新改造，就要抓落实。“春兴”绸缎衣庄首先重新装潢门面，改换设施，在即墨第一家安装了玻璃柜台。店铺里里外外，焕然一新。此时即墨人进城，从分水岭往上走，老远就能望见西阁里路北四间临街门市。及近，但见门市上方，招牌首先“高大上”。清末民初所谓“无腔不学谭、无匾不书垿”，“春兴绸缎衣庄”六个黑底金色大字，正是出自大书法家莱阳王翰林王垿手笔。所谓“颜体厚重、欧之法度、虞之风韵、柳之筋骨”，雄浑劲健，一见夺目。

——又想起件事儿。孙过庭《书谱》曰：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明白说题匾刻石，最好老老实实写楷书。现在的大书法家们，为什么非要“山东情妇馆”、“心在情妇那”？

店铺门头就像人的脸面，冷热由性情，但至少绝对不装，端庄大方为好。

走进“春兴”店铺，正房内两个柱子上对联，来头同样不小，字、联均出自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清末潍县状元王寿彭。其联曰：

春罗秋纱，妆成锦绣山河，名扬中外

兴华企业，发展文明社会，足备东西

口气、内容恰当，并且不老套，很有时代感，不愧状元手笔。

面子足了，当然还要充实里子。因为在全国各大商埠都发展现了关系，“春兴”迅速扩大经营范围，开始从全国各地进货。无论是南方苏杭的丝绸刺绣、镇江上海的时髦洋装、北京天津的戏剧行头、乃至各种舶来品洋货、毛绒、布匹等等，应有尽有，批发零售，薄利多销。虽然零售布料利润只有百分之三，批发一匹布才挣五分钱，可架不住货物品种全，走量啊！因此仅民国十七年（1928）一年，“春兴”盈利就达两万多银元，并保有接近十万银元的库存。不但一跃成为墨城服装行业第一号，就是在青岛、烟台，“春兴”周老板也是响当当的服装界“大鳄”。

和其他行业一些老字号一样，战乱永远是个很难迈的坎儿。先是1936年，即墨县在马神庙搞第三届“联庄会”壮丁训练班。要抗日救国，搞壮丁培训都要花钱，可国民政府哪有钱？于是服装费啊、会务费啊、赞助费啊……即墨县国民政府这一把就在“春兴”赊账一万〇三百银元。

既然可以赊，总不能只赊账给国民政府吧？于是日本鬼子来了，日本宪兵啊，皇协军啊，翻译官啊，以及各路游击队的隋永谞啊，纪淑和啊，韩炳宸啊，黄爱君等等，纷纷三天两头上门赊账。

买卖没有这么做的。可不这么做，肯定更没法儿做。

本来呢，“春兴”有个办法可避免被赊账，就是总经理孙澎堂听号令，到日伪政府兼任财政科长（相当于今财政局长）。当汉奸出任伪职固然可以救店，但从此也会活得提心吊胆。孙澎堂不想舍己救店，就称病辞职，并提拔周博泉来维持“春兴”。而“春兴”改名“聚兴”惨淡经营到抗战结束改回原名，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

到1956年公私合营，“春兴”这个经营历史达一百三十多年的百年老店，全部资本只折合一万一千人民币了……

三逸狂客，山东即墨人。作家。出版有《坐堂追饷》、《铁血顺风号》、《烟火孤城》、《我的野蛮同桌》。

目前代表作：《双车错》、《洪门令》、《瞒天过海》、《坐上火车走江湖》。

微信号：18866628259  公众号：姜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