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的故事（苏联留学生回忆录）3 昨夜今晨 | 天津最新放假通知 | 蓝色预警继续，沙尘何时散 | 一地突发山火，嫌犯被刑拘 | 一中国留学生在英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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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的故事（苏联留学生回忆录）3 七十八、告别老朋友 我终于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走的时候我没有和老杨道别。 我在开始写微博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只说真话。这样前前后后容易统一起来，因为用谎言把自己包装成性格开朗，处事豁达，觉悟很高的人不仅很累，而且一不留神就会露出马脚。何必呢！在写上两篇博文的时候，我曾经试图美化自己，我想把我和老杨的分别写得有人情味儿一点，温馨一些，一遍一遍写了又改，直到我自己都感到滑稽可笑的时候，我决定放弃往自己脸上贴金，我还是做我自己吧！ 可惜的是，我没有和多里亚告别。我当时想，在一栋楼里住着，早晚能碰到。当着老杨的面和多里亚告别，说不清道不明，那种场面肯定非常难堪。 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日子里，我总是早出晚归，压根就没到三楼去过。大二结束的时候，我已经确定要转学到列宁格勒大学数学力学系。我想起了多里亚，掐指一算他刚好在今年毕业。不能再等了，我立刻跑上三楼，敲了我原来寝室的门。 谢天谢地，老杨不在，那个年轻的学生看到我，十分高兴。他说“吴同志，您到哪里去了，怎么总不回来，多里亚常常说起您。” “我学习太忙，早出晚归，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这回有时间了，我想找他说说话。” “那您可稍稍来晚了一点，他昨天晚上回古比雪夫了。”他笑着说。 “太遗憾了，怎么这么巧，只差一天，太遗憾了。” “没什么遗憾的，他学习很好，留在电子技术实验室工作，开学就会回来，你们有什么话尽可以谈。不过到那时候他肯定不会再住在这个房间了”他说。 “可我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大使馆已经同意我转学到列宁格勒，开学以前我必须走。”我说“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写一封信放在您这里，开学的时候请您转交给他。可以吗？”他愉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我留下一封信，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毕业回国的时候，我在莫斯科等火车，逗留了三天。抽空去了趟航空学院，希望能和多里亚见一次面。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是江河日下，进宿舍楼看门的老太太都难为我，更不用说进航空学院了。 离开的时候，心中不免感叹，这五年的时间，宿舍还是原来的宿舍，人还是原来的人，可彼此之间不再那么友好，连语气和眼神似乎都充满了仇恨。 我不知道如果多里亚和我真的见了面会怎么样？热情呢，还是冷淡？大环境和个人情绪在中苏两国当时的体制下很难截然分开，所以不见面也未必是坏事。但是他对我的关照我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忘记的。 七十九、新朋友 我搬到二楼的一个房间，终于“如愿以偿”了，和三个苏联人住在一起。因为我提出调房间的理由——-我心里明了白——-不完全是为了学好俄文，而是为了离老杨远点。 可实际上对我的学习是有很大帮助的。三个人中年纪大些的是航空学院五年级的学生，他可能还是共青团里的什么干部。因为每逢星期六晚上他都出去巡逻，见到越轨或者不法行为就要加以干涉和教育，甚至没收别人的东西。 初次见面我很正规地向他做了自我介绍，我说“很高兴认识您，我叫吴子樵，以后住在一个寝室里，请多关照。” 我觉得我的话很得体，他瞪着眼睛瞅着我，很随便地说“干嘛那么严肃，我们互相称呼“你”，（俄文是Перейдёмна“ты”这句话非常俄文，第一个单字的意思是换条路，变个方法。)不用“您”。普希金的诗“你和您”读过吗？没有，以后有机会找来读读。我们都是男人，又住在一起，称呼“你”比较合适。还有，你的中文名字是———。不好记，这样吧，根据你中文名字的发音我建议你的俄文名字应当是“热尼亚”，怎么样？你们二位支持我的提议吗？”。很权威的样子，他对另外两位苏联同学说。 “我们不反对，听起来不错，就叫你“热尼亚”吧！” 从那之后，我在寝室里的名字就是这个可恨的“热尼亚”啦。我对这个名字一直不喜欢，不光因为我是中国人，还因为我听说女孩子也可以用这个名字。我总在琢磨，我的中文名字和这个“热尼亚”根本不搭嘎，发音差了十万八千里。为什么在学校和宿舍里像如影随形一样总是对我纠缠不休呢？ 过了几十年，我在大学里当老师。一天有个研究生兴冲冲地拿个U盘来找我，他说：“吴老师，我给你考了个俄罗斯电影，俄文的，带中文字幕，你累的时候消遣消遣。是个喜剧片，挺搞笑的。” 这个电影名字是“Ирония судьбы ”（命运的捉弄）。其中的主角我记得就叫热尼亚。而字幕上的翻译和我的中文名字还真是差不多。 怪事！ 回过头来再说我的这个苏联同学，可惜他的名字我没有记住，实际上我们住在一起满打满算也只有半年时间。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应当开始毕业设计了，他星期六照样出去巡逻，而且每次都有“斩获”。没收的东西，他喜欢的就自己留下，或者分给另外两个室友；不喜欢的就上交。有一次他居然拿回来一块手表，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处理，自己留下来？ 发现我疑惑的眼神，他说“这东西要上交，让他们去认领。教训教训年轻人。恋爱就是恋爱，要掌握好分寸，不能随意来。”他看了我一眼，问：“热那亚，你们在学校的时候可以谈恋爱吗？” 我如实回答，我说：“先前，我们的中学是分开的，男中学和女中学。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合到一起了。开始不习惯，互相间不太讲话，顶多彼此看一眼。有个笑话说，一个女同学到老师那里告状，说某个男同学总看她。老师问，你怎么知道他总看你？女同学回答：“我每次看他的时候，都发现他在看我。” 老师说：“你瞧瞧，你也在看别人。你以后总不看别人，就不在乎别人看不看你了。” 另两个苏联同学笑了起来，同声叫好：“真棒，英明的老师！” 五年级的同学对这个问题意犹未尽，他问：“热尼亚，我有个问题。你来到莫斯科半年多时间了，这里没有那么多的约束条件。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你说说看，就你的观点，你认为苏联或者说俄罗斯姑娘可爱，还是你们中国姑娘可爱？你脸红了，别不好意思。这样，我换个说法，哪国的姑娘漂亮，这只关乎个人观点，客观的，比较好回答，说说看，我们都在听。” 我一时手足无措，这问题不好回答，再说我摸不透他接下来要说什么。譬如我们班的瓦劳加，住疗养院的时候想和一个叫薇拉的姑娘交往，又嫌人家不是特别漂亮，反过来给我造谣，弄的我很是被动。我若真有那个心思也是罪有应得，可我没有，不是太冤枉吗？ 我走投无路，顺手拿出来我们班的大合照，四个苏联女同学和一个中国女同学都在，男同学倒是不全。（我过一会看看能不能把照片传到网上）这照片是我们去实习工厂时在学院门口照的，天气不好，灰涂涂的。我问对我“穷追猛打”的五年级同学，我说：“你看，我们的女同学都在这里了，哪个漂亮。” 他们三个人传閱了照片，两个人没吭声，五年级的我记不起他的名字简称老大吧，笑了一下，说：“热尼亚，你这样讨论问题不科学，你们班的五个人不具有代表性。我说的是整体，不是个体，明白吗？这不是一个概念。你还是表达你的真实想法吧，不要躲躲闪闪的，我们都是男子汉，说话要Откровенно。”（这个字大概应当翻成“公开地，坦率地……反正他的潜在的意思是我不说实在话，不是很开心）。 说实在话，来到这里开始不大习惯。不论是男女，老师还是学生，近距离接触，我首先注意的是他们的眼睛。像一首歌的唱的那样，灰色的，蓝色的，绿色的，黑色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把各式各样的眼睛和我童年时代玩的玻璃球联系到一起。有的我可以对视；有的对视了一下感到惊讶甚至（不夸张）有一点点恐怖。时间长了我才慢慢习惯。至于容貌，长的比我在哈尔滨的邻居尼娜更好看的不多。 我不便于评论哪国的女孩好看，真的不能一概而论，都有好看的，也都有不好看的。这事情不能量化，也不能打分求平均值。 所以我说：“Все краси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девушки похожи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а каждая красивая русская девушка красива по- своему”。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漂亮的中国女孩都是一样的，而漂亮的苏联女孩各有各的美丽。我的意思是漂亮的中国女孩都是黑头发黑眼睛；而漂亮的苏联女孩可能有黄色的（所谓金发），黑色的，亚麻色甚至红色的头发。眼睛呢，蓝的，灰的，黑的，绿的。这样排列组合起来就只能是各有个的美丽了。 我很得意，我套用了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那句话估计可以蒙混过关，老大可能放过我。托尔斯泰的原文是 Все счастливые семьи похожи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каждая несчастлива я семья несчастлива .по-своему. 翻译：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个的不幸。 老大不想放过我，他问：“你读过“安娜，卡列尼娜”吗？”挺狡猾的样子。 “没有。”我说。 “好！那为什么你的话和“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话非常相似呢！是偶合吗？还是抄袭？”这回轮到他得意了。他故意重读了похожи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彼此相似）这几个字，并且在前面加了个 очень（非常）。 “事情是这样，在一个书展上，我买了几本书，就是这里的两本屠格涅夫选集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上下两卷，我想生字一定很多，我没有时间看。“安娜·卡列尼娜”我没买，只是在书摊前面认真地读了一句话，就是最前面那一句。因为在中学的时候老师提起过这句话，我有印象”我说。 “很棒，你很能干。不过提醒你，第一，“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话里没有“а”，我不会记错的。” “为什么？”我打断了他，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没有为什么，我是说那个“а”是你加上去的，懂吧？第二，我们在讨论什么问题？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女孩漂亮还是俄罗斯女孩漂亮，热尼亚很狡猾，他始终不肯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你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吗？”我打断了他，玩笑该结束了。 “我能，我们的观点是苏联女孩更漂亮。”，“完全正确，”三个人一起起哄。 “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完全同意！”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感到意外，我自己的想法是，这个问题到此可以结束，以后不必再争论了。再争论下去说不定会出现什么样的幺蛾子呢？！老大才是个狡猾的老大，一个名副其实的滑头。 八十、无言的邻居 我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捧着书和笔记本，我准备到工作室去。 我隔壁的隔壁房间的门，在我经过的时候刚好打开。一个和我年纪相的中国学生恰巧要出来，两手拿着制图版，又要腾出手来关门，有些吃力的样子，他一抬头我就愣住了。也许我的过分吃惊的眼神惊动了他，使得他更加惊慌，总而言之，我们就那么对视了三两秒钟，他用身体推开尚未关好的门，对我抱歉的一笑，什么都没说，退回去了。 这人我肯定见过，太面熟了，在哪里？什么时候？怎么都想不起来。 到了工作室，我和同桌的中国同学说起这件蹊跷的事，他说：“这有啥奇怪的，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可是你认识他爸，还挺熟的。” “瞎说，我怎么会认识他爸？他爸是谁呀？” “他爸呀！”他压低了声音，小声说：“他爸是刘少奇！” “啊！”我的声音大了些，前排座位上的同学回头看我，我压低声音说：“太像了，简直太像了！要不我怎么会……。” “他叫刘允若。”我的同桌补上一句。 从那以后，我们偶尔在宿舍走廊里见面，这是难免的，邻居嘛。见了面也只是点点头笑一笑，算作打了招呼，从来没说过话。 就我而言，平头百姓的子弟，和那样高级干部的后代交往太主动的话，显然会有攀龙附凤的嫌疑，这个我不喜欢。 顺便说一句，莫斯科航空学院宿舍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我刚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从身边走过，老同学指着她的背影告诉我，“看到了吗，这个人是毛主席的侄女，姓李”。我只看到她的背影，再见面我也不会认出来。后来我在报刊杂志上也从未看到关于毛主席这个李姓侄女的报道。 其他的比如王鹤寿的侄子，朱其文的儿子，牢门脱险记的作者于天放的儿子在北京俄语学院的时候都曾经是同班同学，相处的还可以。至于博古的儿子，方志敏的两个儿子，还有其他的名门之后，我大都不认识。当然也不来往。 为什么刘允若给我的印象最深呢？首先，我们是邻居，常常在走廊里碰到；其次在专业问题上我们都遭遇到困难。他不喜欢他当时的专业，要求改专业，他父亲为此给他写了好几封很长很长的信，对他提出了批评，口气是相当严厉的。 我呢，从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我感到制图这门课对我的压力太大了。我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我天天带着图纸上学校，吃过午饭，剩下一点时间我都会用来画图。老师还是不满意，她对我的要求是明白制图是工程技术，不是艺术，要精确。她说：“您这里差1毫米，那里差2毫米，装配图上就会有零件装不上去，影响是全面的，因此必须精确。” 我被逼无奈，只好跑到医院去检查眼睛。医生建议我重新配一副眼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视力还是没有明显改善，反复地倒换转动镜片，他显然江郎才尽，失去了耐心。他甚至说不清我的眼睛到底是什么毛病，是近视，远视还是散光。眼镜最后还是配了。真难为他了，也让我为难，因为我明明知道这副眼镜一点都不比我原来那副好。 制图占用了我太多的的时间，这可能影响我对其他科目的学习，更糟糕的是我发现我的眼睛看制图用的丁字尺是微微向下弯曲的，像一个拱桥一样，我去换了一把，还是一样。我断定，不是尺子弯曲，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 大体上就在这个时候，留学生中传阅了刘少奇写给刘允若的几封信，对别人可能影响不大，看看就算了；对于我则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至少我是认认真真地看了，并且根据我自己的情况做了切合实际的思考。 我认为刘允若不喜欢他当时的专业，和周围同学的关系搞的不大好，要求改系或者改专业，他可能成功。我因为眼睛不好，要求改个对视力要求不太高的专业绝对没有成功的可能性。我不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公平。 另外，我对刘少奇同志关于分数的看法也非常同意。后来，忘了在什么地方看到毛主席也有同样的看法。真的，没有必要刻意追求每门功课都要得五分。可是我二哥就是这么要求我的，我也没反对过。从中学改成五分制开始，我的运气一直都是好的没有办法。除了体育课打过三分和四分以外，我总是得五分，但是我从来没有骄傲过。因为第一，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五分含金量，远远不如别人。第二，我真是运气好，我确实有些地方学的不好，可老师偏偏不考这些。我曾经想过，我不可以有丝毫侥幸心里，不认真努力，我早晚是会跌跟头的。我知道，我不聪明，不是今天那个令人讨厌的词“学霸”。 果然，第二次制图考试，老师说我的图太脏。因为从第二学期开始，制图不再上墨，多里亚教我的那个办法用不上了。我的图总是不准，改来改去，弄的图纸像京戏中的大花脸，我自己看了都恶心，得四分都是老师看我是中国人，可怜我。 就这样，我和刘允若做了一年半的邻居，一句话也没说过。二年级的时候，我有机会转学到列宁格勒，当然也没有和这个邻居告别。 我回国以后阴差阳错地做了两年行政工作，后来转到国防部五院三分院，算是专业对口了。不过我只学了三年力学，别人学了五年，工作起来自然困难多一些。但我还是满高兴的。我又想起了人的命运，虽然命运多舛，充满坎坷，可最后还是修成正果，干上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这时候我听到了我的邻居刘允若的消息，他在五院一分院。我当时正在给一分院搞液氧的蒸温蒸发问题，时常到一分院和他们讨论商量。我心里想，运气好，说不定碰上这个邻居，到时候我们会不会还是一言不发呢？ 再往后，传达文件说他下放到连队当兵去了。学习雷锋很有成效，能吃苦，有粗粮细粮，他专门吃粗粮（大意如此）。还入了党。 文革前，山雨欲来风满楼，谣言满天飞，反正不上税。有人传，刘允若要找对象了，目标是“五朵金花”那个电影的女主角（他也确实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他比我大好几岁）。有人说他在俄罗斯的时候就有女朋友，困难时期还给他邮来成箱的食品，更有甚者，说是在食品里夹带着信件，那里有往苏联大使馆潜逃的路线图………这不就是“里通外国”吗？ 再以后就没有再以后了。他好像在人家蒸发了一样。 谢天谢地，文革终于结束了。那时候我已经在四川的山沟里盖房子，修路，在河南信阳种地很多年了。有一天，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七机部一分院为刘允若召开追悼会的消息，心里一惊。怎么就开追悼会了！ 我和刘允若远远算不上是朋友，只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说不上了解，因为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金无足赤，人有完人吗？刘允若性格上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对于他的结局我感到同情，意外和惋惜。 这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做了一年半的邻居，见了面只是点头笑一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的缘故吧！ 八十一、全班福 时间：刚刚到莫斯科，10月下旬，去实习工厂之前； 地点：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门口，临街的门口，没有操场和校门。 重要人物：第一排坐着的，左数第二名，瓦劳加，巴比茨基，共青团小组长，会唱中国歌“东北风”，本人好朋友，一起住疗养院。 第二排，左数第一人，瓦劳加，罗曼诺夫，班长，稳重能干，学习优秀。 第三排，左数第一人，阿尔斯塔朔夫，恶搞能手，我们班的开心果，三分万岁。人很聪明，必有后福。 第二排，右数第一人，卡尔尼罗夫，常常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卡尔，尼罗夫”，以便和卡尔，马克思并列。全班年龄最小，人很聪明。本人的好朋友。 其他人记不起来了。四个女同学的名字都忘了。 请参照平淡的故事79 八十二、老大的毕业设计 天气渐渐转暖，那天是星期六。老大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去巡逻了，稍稍有点伤感的样子。我问他，出什么事了？“没什么。”他说：“我该开始工作了。我要花一些时间把毕业设计完成，这意味着我将要设计一架飞机。从明天开始，我将一心一意地工作，不再去巡逻，也将不再和你们聊天了（都是将来时）。” 他用了一个贬义词，中文的意思是唠嗑，吹牛，侃大山，或者用眼下的流行语就是调侃。在三楼的时候，多里亚他们和我谈话时都知道迁就我的俄语水平，不说太复杂的句子，不用太偏僻的单字。跟这几个人在一起，他们不太清楚我的俄语水平，吹起牛来很随便，不管我是不是真的听懂了。如果中心意思我都不清楚，在一般情况下我都请他们重复一次，我觉得这种没有压力的调侃很对我的口味。以后老大不再掺和这种谈话，对我来说还真是不小的损失。 老大的工作效率真的没得说。我先前以为他只会在星期六出去巡逻，抓小偷和流氓。没想到他工作起来那么有条有理，胸有成竹。 他先在一张А1的图纸上画了他想象中的飞机的三面图，这和我在机床工具学院做的事情类似，只是他下笔很轻。以我的眼睛分不清哪条是飞机的轮廓线，哪条是尺寸线。 有一天，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他正俯身在制图版上工作。天变得长了一些，不过光线不大好，虽然开着灯，可他的头不管到了哪里，都正好档住灯光。我多说了一句话。 我们这个寝室只有一张桌子，和中国的八仙桌一样，四把椅子，晚上放衣服用。我从来都不在寝室里学习，因为灯光不好。如果在寝室吃晚饭，我也不上桌子，而是搬把椅子，铺上报纸，坐在床上吃晚饭。我怕影响别人。 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我说：“光线那么不好，你怎么看得见。我总是在制图室画图，那里灯光好。” 他说：“我的眼睛没问题，制图室人多，我在工作的时候需要安静。怎么？你需要桌子吗？如果你需要桌子，明天……” “不，不，我不需要，我的视力不好，我只能在工作室学习。我担心你的眼睛会受不了，不要误会。”我说。 “怎么会呢？谢谢你，我的眼睛没问题。” 第二天，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他还在寝室里画图，我放心了。从那以后，我每晚只和他打个招呼，就到工作室去，我怕妨碍他。 大约过了一个月，或者再多一点时间，我放学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躺在床上，脚搭在椅子上，鞋都没脱，这个样子对他来说是很少见的。我以为他生病了。我问他，是不是工作太累生病了。他说，没什么，图画完了，他要休息两天，认真想想还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需要改的地方就改一改，然后他要写文字材料，准备答辩。 我想看看他的飞机设计的如何，苦于不好开口；再加上我又不懂，免不了还要赞扬几句，若是说了外行话，岂不叫人笑话。谁知道，他突然站了起来，挺高兴地对我说：“来！请你看看我设计的战斗机！” 我是有精神准备的，可看了以后我还是觉得羞愧。且不说他那架飞机在气动外形上是否完美（当时我也不懂），单就图的质量而言，和我的图纸就不在一个水平上，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他还让我看了另外几张图纸，都是关于飞机起落架的细部。他解释说，导师鼓励学生在感兴趣的问题上尽情发挥，提出自己的想法。 看完了图纸，他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诚恳地对他说：“我说真话，你的工作真的非常好。和你比起来我特别羞愧，我努力了，但是我永远也做不到像你这样。你看看我的图纸，”我随手拿过来我的图纸，“你看，多脏，改了又改。有人告诉我，制图分数不记入毕业证书，可问题是我的专业是机床设计，图被画成这样，怕是连工程师都不好意思当。” “热尼亚同志，你的图改动的太厉害。”他接着说：“看得出来，你信心不足，下笔不果断。我建议你画图的时候先用比较硬的铅笔，改起来也容易些 之后，一切都校对好了，再用比如说4B铅笔把轮廓线加深，从上到下，一遍完成。你看，你在画图的时候一定不可以把三角板在纸面上随意滑动，那样，图纸上会出现一片一片的黑斑，不好看，而且会影响你的情绪。还有，你的视力不好，为什么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配一副合适的眼镜呢？” “我去了，医生说不清楚我的眼睛有什么毛病，眼镜也配了。和我以前那一副差不多。”我说。 “如果是那样，热尼亚，你将来真的会很困难。” “这个，我知道，我还是尽力学好，没有别的办法！” 我听说苏联中学生就有制图课，不知道是真假，实际情况是中国同学的制图一般地说比苏联同学差一些，而我是最差的一个！ 八十三、考试的技巧，几个不太可笑的段子 苏联时期的考试和中国的考试无论是在形式上，内容上和考试的效果上都有很大的差别。 苏联采用口试的方法，每张卷子上通常有三道题，这样的卷子一共三四十张，基本上涵盖了本学期该课的全部内容。卷子倒扣在桌面上，随机抽取。所以，押题是没有意义的。苏联老师很在意公式的推导，定理的证明，这些都是课堂上讲过的，不能出差错。如果老师看了你的答卷，不提问题，也不要你做附加题目；而是拉家常，那你的五分就到手了。 中国的考卷是一样的，都在纸面上，没有师生之间的交流，所以得一百分不容易。 一，老师传授的考试技巧 是什么课，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好像一门考查课。那个老师平时蛮认真的，不苟言笑。 他是这么说的：“本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首先，感谢大家很注意地听了我的课。其次呢，我要向你们传授一些应对考试的技巧。我其实每年都希望有机会给所有人讲一遍，可惜这样的机会不多。 运用我所讲的考试技巧是有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你们平时必须努力学习了。如果不具备这个前提，那么运用我的这个技巧就需要更高的技巧。第一点，假如您对面前的问题由于紧张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充分的把握和信心的时候，您要充分相信自己是对的。准备好，回答问题的时候切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用“大概，可能”这样的词语，谦虚是美德，可在考场上没有一点好处；相反，口气要肯定，果断，语速要快些比较好。 我很喜欢看足球比赛，在电视上。我注意到解说员说的有时候和球场上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比如他说：“……4号把球传给3号，3号传给2号，2号……2号是潘费罗夫，射门！！足球在空间画了一条美丽的弧线，球进了。潘费罗夫好样的，3号丘尔金球传的也十分绝妙……”。于是乎成千上万的观众欢呼雀跃。没有人注意到那个“传球绝妙的3号丘尔金”还在另外那个半场。所以在考场上你们要做解说员；把老师当做电视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