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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去石井或者各大服装批发市场的朋友们应该都会知道，黑人朋友特别的多。非洲的埃博拉疫情正面临扩散的风险，2014年10月28日，广州市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披露消息，今年1月至10月份，从广州出入境的非洲籍人士总计43.8万人次，其中在广州居住的实有非洲人约有15570人，常住人口4096人左右。而目前据不同版本传言称，广州的非洲籍人口已达20万、30万甚至50万。

今天，非洲黑人在广州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近两年，媒体和社会舆论对他们也越来越关注，他们为什么选择来到这里，该如何看待身边这些跋涉万里的朋友？

一、广州黑人为什么这么多？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广交会和广州批发经济开始吸引大批外国人来广州经商。不过最先吸引来的并不是非洲人，而是阿拉伯人。直到2000年前后，非洲黑人才开始追随阿拉伯人的步伐来到广州，并在2003年至2005年形成了一波黑人来广州经商的高峰。

及至现在，广州越秀区小北路1.5公里的半径内，已俨然是黑人的商贸天地。根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调研，仅天秀大厦、秀山楼和国龙大厦3栋商住楼，就聚集了400多名黑人居民。

在广州居留的黑人分别来自刚果、加纳、尼日利亚等不同的非洲国家；由于殖民系统的不一样，他们又以语言划分为英语系、法语系和葡语系地区黑人。但是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看来，如果以黑人自身的群体内部认同度对他们作区分，首先应该是以宗教划分，其次是语言，最后才是地域和国籍。黑非洲国家的宗教信仰虽不如阿拉伯国家统一，但伊斯兰教依然是拥有最多信众的宗教，其次才是天主教和基督教。

来到广州经商的黑人大多是从背包客做起——携着几万元来采办货物，完了后全塞在两三个大行李包内——以服装和运动鞋为主——直接坐客机拎回非洲。生意由小做大，如今在广州，资产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黑人都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每个在广州经商的黑人都会成功，广州加纳商会会长Atta曾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2009年在广州经商的黑人，大约只有15%的人能真正成功赚到钱。

随着时间发展，黑人内部也渐渐开始出现阶层分化，根据研究，广州黑人现在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贸易商人，他们到广州来的时间大多已经比较长，有的已经获得了中国居留权；第二类可称为白领阶层，以黑人老板及中东老板为服务对象，在写字楼上班或为他们提供中介、保镖、电话卡销售等其他服务；第三类则是出卖体力换取报酬的纯劳工阶层。

生活在底层的第二类，尤其是第三类黑人，他们通常来自非洲的贫穷地区，文化层次相对较低，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些人大多对中国毫无了解，听别人随口介绍几句，就想尽办法筹钱过来，结果却只能在批发市场里替进货的非洲商人搬运货物，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一旦生活有什么变故，连回国的钱都凑不够，只能继续滞留在这里碰运气。

二、日益增加的黑人问题开始考验广州

除了合法商人和劳动者之外，也有一部分黑人以非法生意甚至贩毒为生。据《广州日报》的报道，2013年8月13日，广州警方动用过千警力，包围广园西路附近的利华酒店，展开清查行动，过程中缴获大批疑似冰毒、海洛因等各类毒品、吸食毒品工具、大量毒资以及仿真手枪、钢珠手枪，抓捕涉嫌贩卖毒品的违法犯罪人员168人，其中大部分为非洲裔，多是西非籍人士（尼日利亚、马里等几个国家较多）。

2009年，广州本地的主流媒体开始对黑人群体进行大篇幅的报道。查阅这些报道不难发现，不少文章都在强调非洲裔外籍人口在广州的总数多，而且增长快，必须重视黑人问题，并且提示目前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如非法滞留、社区内的违法和犯罪行为、黑帮、毒品、艾滋病以及中非人种的混血等问题。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黑人就是黑人，没人会关心一个尼日利亚人和刚果人有什么区别，黑人穆斯林与黑人天主教徒又有什么差别。大多数人对于黑人的理解基本来自于媒体和网络的报道，于是个别黑人的问题，便放大成为对整个群体的认知。网络上开始出现对黑人的“讨伐”。

网络上的激愤情绪开始影响本地居民，这一点从广州人现在对非洲裔外籍人口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出来。本用于泛指外国人的“鬼佬”，在广州现在几乎成了“黑人”独享的代名词，更多的人则直接称呼为“黑鬼”。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副教授李志刚曾调查中国居民对黑人的接受度，结果发现，白领、自由职业者和学生对黑人聚居的排斥度最高，分别为86%、80%和65%。

三、古代中国造就过全世界最开放的城市

中国人在面对其他种族群体时不总是慌乱敏感的，古代中国在相对开放的朝代里，曾经几次造就出全世界最包容的城市，无论胡汉种族，都生活的非常和谐。

第一个杰出代表就是唐代国都长安城。历史学家武伯伦在《古城集》中写到：“终唐之世近三百年间，在长安留住的外国人似乎始终相当多。留寓长安的外国人因追求不同的目的而异其居处。寓居长安的外国人不少有自己的房舍，子孙世居，几可看作当地人。”

历史学家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也统计过：贞观初(631年)，突厥“降人入长安者乃近万家。……其数诚可惊人。”787年唐朝政府检括长安胡客田宅，共有四千家在长安置有田产，“由此推测，在长安的胡人应在五万人以上，甚至可能超过十万。”而长安城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大约30万户，人口超百万。

不仅人口多，生活在长安的外国人与本国人也享受着同样的待遇。早在唐朝前期，唐太宗就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李唐王朝又曾与鲜卑通婚，所以唐代的对外政策是中国古代最平等、最和谐、最融洽，外来人口在唐朝不受歧视，其风俗习惯也被认同和接受。同时，外国人带来的新鲜事物和风俗，使长安城的汉人艳羡不已，并纷纷模仿，以至于长安城内胡风盛行，呈现出了空前绝后的文化交流的繁荣。

除了唐代长安城，另一个开放城市是南宋时期的泉州。南宋时期的泉州人口高峰约合13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港之一。有历史学家推测，当时生活在泉州的外国人超过十万，其中包括外国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等。

他们或杂处民间，或列居城南。泉州的外来侨民中，有所谓“黑白二种”，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蕃人巷”。他们每年用大海舶浮海往来，贩运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等物品到中国沿海各港口。

居住在泉州的外国人与泉州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参加城市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南宋嘉定四年(1211)，泉州知州邹应龙主持修城时，就是利用这些外来的“贾胡簿录之赀”而得以大修州城。淳熙中(1174-1180)，林湜以功治晋江县，大造战舰，本当科民敛财，但林湜爱民心切，于心不忍，想弃官而去，侨居当地的阿拉伯、波斯人听到后，慷慨解囊，集资造船，船早好而民不知，他们的义举深得泉州人民的赞赏和感谢。

直至明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尽管民间交往还在，但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了。几百年的时间，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很少会出现外国人的影子，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初，不少中国人会把大街上的外国人当成一道风景，这些年交往日增，但内心中始终存在隔膜。

四、新移民可能是麻烦的制造者，但也是城市的潜力

纵观世界各国的大城市，都不可能禁绝外来族裔的新移民，虽然他们的存在确实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给城市带来混乱。典型的如法国首都巴黎，因为历史原因，法国的大城市聚集了大量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新移民。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很多在法国的留学生都转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各位在法同志们注意。今天晚上最好不要出门。法国时间18点，比利时对阿尔及利亚。根据法兰西斯坦以往经验，无论阿尔及利亚输赢，作为移民第一大国的小阿青年们都会冲上街头打砸抢烧车来庆祝或者泄愤。所以大家晚上注意安全。”一些城市甚至发布了宵禁通知。

但大城市就得承担这一切。其实，从伦敦到纽约，从洛杉矶到约翰内斯堡，华人新移民在很多国家也曾是犯罪和走私的代名词。但是，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和发展，现在很多华人聚居区已经是各自城市里最具活力的商业区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的频繁流动是史无前例的，对移民有着新引力也证明这个城市有着无穷的潜力。

广州曾经是一个极具多样性的城市，早在一口通商的时代，这里便已是外国人群集之地，后来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上海才逐渐取代广州作为中国最大通商口岸的地位。在鸦片战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广州算得上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

美国加州大学亚裔美国人研究所访问学者曹雨在文章里说：“看广州的历史可以看到，如果国家开放，广州就富庶（1979年改革开放）；如果国家封闭，那么广州就衰退（1960年香港经济总量超越广州）；如果海纳百川，那么广州就兴旺（十三行时期）；如果抵制洋人入城，那么广州就落后（叶名琛督粤时期）。”

好了，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还有什么关于服装的质询和干货想要了解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私信小编一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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